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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长篇小说的辉煌时代已成为历史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14日 13:13:10

孟繁华:长篇小说的辉煌时代已成为历史

  孟繁华

  “当文学曾经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我们一方面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写在《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前言”里的这句话,代表了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对近十几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评价和立场。

  作为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国内多项文学奖项的评奖人,孟繁华每年会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年前,商务印书馆以“小说现场”为名结集出版了他从2000年到2017年间撰写的百余篇小说述评文章,横向上,对每一部具体作品进行解读和阐释,纵向上,记录了21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历程及重要作品,梳理了新世纪文学所延续的传统、流派和审美方向。

  日前,就长篇小说在当代的境遇及相关问题,本报采访了孟繁华。

  城市文学的热闹和繁荣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中您指出,长篇小说的地位在今天的下跌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有关。那么,与上世纪长篇小说的辉煌相比,不同时期的读者趣味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与哪些社会、时代的因素有关?

  孟繁华: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确式微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另一方面,“小说人口”的分流,也是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式微的重要方面。80年代的文学人口非常集中,因为沟通人民情感的方式除了文学少有其他通道。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文化消费形式越来越多样,网络文化大行其道,文学人口的分流在所难免。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好消息,但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没问题的。

  中华读书报:今天,文学的关注重心已由过去的乡村转移到了都市,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回溯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作家的一些作品,您如何评价当下的都市文学创作?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天的都市文学呈现了哪些不同的特点?

  孟繁华: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现代城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现代城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依然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城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喻,隐含了明确的精英批判意识和颠覆诉求。因此,如何建构起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城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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