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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线索看清与民国瘟疫时刻的耶稣会士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16日 10:11:55

19世纪晚期,当一种细菌被认定为是造成疟疾流行的罪魁祸首时,伴随着疟疾那令人生畏的诸多不良症状,作为术语的“瘟疫”正式进入人类的语汇,用来形容那些具有传染性,甚至是致人性命的疾病。同时,在修辞层面上,“瘟疫”也逐渐衍生出一种异端的隐喻性,那些被认为是社会造成重大威胁的事件,都可以借“瘟疫”来做比。
欧洲历史上程度最严重、范围最广的瘟疫——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大致发生于1350年,但是相对规模小且具有地域性的瘟疫在其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仍然持续不断地爆发着。耶稣会(the Jesuits)是一支新制修会,对于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论是回溯历史还是面对当下,在天主教的各传教修会中也是格外突出的,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关注早期现代化语境中,耶稣会士与时疾疫病相关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同中国发生的关联,来审视耶稣会士在疫病救治的社会服务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耶稣会史学家托马斯·沃赛斯特(Thomas Worcester)曾在论文中进行总结,通常而言,作为个体的耶稣会士在面对瘟疫所采取的行动时,大致有四种不同的方式:第一,在精神安抚层面,耶稣会士会为通过那些布道时使用的印刷品(以文本形式为主,常辅以插画),特别是将那些摘录圣经中故事与宽慰语句的传布手册,施以患者,希望能通过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至灵魂救赎的层面,从而求得现世生命之超脱。第二,在实际操作层面,耶稣会士们会去照顾那些在医院或者其他医疗机构中的病人,对他们患上疾病的身躯进行照料。第三,在历史叙述与记载上,他们留心收集瘟疫期间——不论是出于病患方或医护方——口头的、书面的诸多信息,将之详实记录下来,为日后的历史文献和医学研究做准备。第四,在医药治疗上,耶稣会士使用相应的草本药物(或是其他相关的治疗方式)来尝试医治这些疾病。因此,笔者基于这个阐释出发,将耶稣会士在瘟疫爆发事件中承担主要的四个角色归纳为:慰藉者、护理者、记录者和治疗者。这样的切分角度符合耶稣会的修会特色,比如积极入世、勇往难处、重视史录等。耶稣会的中国线索,也恰到好处地为这些角色做了精彩的注解。
一、耶稣会士与康熙朝防疫
众所周知,来华的第一代耶稣会士(自利玛窦入华至清雍正朝禁教)中有着两批不同“性质”(从“保教权”角度区分)的耶稣会士。一批是来自欧洲各地受到葡萄牙保护,经过澳门中转,再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会士。另一批则是清一色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接受波旁王朝(House of Bourbon)的资助来华,主要为清王室宫廷服务。这两批耶稣会士汇成“巨人的一代”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们带来的还有较为先进的疫病防治理念与方法,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耶稣会士抵华之际恰逢明清鼎革,据清史有关记载,入关后的满族统治最危险的敌人,除了军事层面的诸地反叛势力,更是天花等高致死率的疫病威胁。热衷清史研究的爱好者们总是将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视为“决定康熙命运的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具有一定道理。自清军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地区便已出现天花疫情。1618年,努尔哈赤征讨叶赫部时,已发生“痘疫”(即天花)。清太宗皇太极当政,天花肆虐首都盛京,自此,满清皇室便有“避痘”之举。清初时期,主要是满清八旗子弟更易染上天花疫病,由于从寒冷的关外转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关内,水土不服所造成的大规模瘟疫。皇族子嗣也有不少因天花而亡故,比如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多铎。顺治初年,天花肆虐,大量人丁死亡,八旗子弟的婴儿死亡率更居高不下。顺治帝共八子,早夭大半。顺治帝希望册立次子为继承人,但母后孝庄皇太后却更倾向于皇三子玄烨为继承人。皇帝与皇太后意见相左,此事便交由相对公允的朝中人,也是顺治帝尊重的“玛法”(满语中“爷爷”之意)耶稣会士汤若望来仲裁。

从中国线索看清与民国瘟疫时刻的耶稣会士

穿着清代朝服的汤若望
在顺治帝考量接班人的问题上,汤若望给出了重要的意见,而历史也证明汤若望的考量与眼光。汤若望提醒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诸皇嗣中,唯有皇三子玄烨已出过天花,能够对这样可怕的疾病具有终生的免疫。1662年,顺治帝薨世后,玄烨登基,定年号为“康熙”。康熙帝深刻意识到天花这类传染病对于王朝命运的掣肘,便着手化被动为主动,直面瘟疫,将措施从对天花的隔离躲避到开展多维度的防治。康熙在太医院下专设“痘诊科”,重金聘请名医,尝试从古法中寻找治天花的良方,并在八旗营中试点设隔离点治疗“痘症”,还引入南部地区接种“痘疫苗”(主要是旱苗法和水苗法)的方法。康熙这一系列防治天花的措施,从宫中铺开,随后推广到八旗营,更不遗余力到鞑靼地区铺开。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d'Entrecolles,1664—1741)曾在与欧洲的通信中,记载了康熙帝在大鞑靼区域推行“种痘防疫”取得成就之后的自我评价:“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 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自康熙推行“种痘法”后,天花盛行的北部领土,特别是鞑靼地区的天花疫情得到抑制。由于防范接种疫苗,天花的死亡率已经低于百分之一,而欧洲同期乃至到18世纪的天花疫情致死仍然居高不下,导致近六千万人死于天花。康熙采用和普及的“种痘法”,后传入俄国,再经土耳其进入欧洲,成为后来牛痘疫苗发明的重要启发。
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康熙朝在鞑靼地区的天花防疫工作为何能够相对精准高效地展开,这背后法国耶稣会士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1688年,五位“太阳王”路易十四遣华的“国王数学家”入京,他们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和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其中张诚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鞑靼地区,他曾经先后八次前往鞑靼地区,且每次的路线不尽相同。鞑靼是一个泛指,但就张诚的研究而言,正集中于今日蒙古地区。他的游历成为日后研究的基础,张诚详细记载鞑靼地区的满族、蒙古族等生活习俗。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科学家,他为鞑靼地区绘制经纬精准的地图,记载人口分布情况。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记录鞑靼地区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些信息首次清晰绘就大清版图北部的图景,也成为康熙朝在鞑靼地区推行天花疫苗接种的重要参考资料。依靠张诚的记载,鞑靼地区铺开“痘苗”接种的效率极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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