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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历史上的抗疫故事1908:疫情中创办的时疫医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18日 01:38:26

柳和城 上海老底子
上海西藏路“大世界”斜对面的红光医院(今已拆除),原先叫上海时疫医院。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07年一场中西人士联手抗击白喉疫情的战斗……
沈仲礼、朱葆三发起创办时疫医院
20世纪初,传染病称为“时疫”。那时上海几乎每年都有时疫流行。1902年至1903年间出现一种叫“红痧症”的流行病。患者初有微热,关节酸痛,不上两日遍身发红斑点。有人病急乱投医,服了过量的凉药,竟一命呜呼。不明真相者以讹传讹,谈“痧”色变。这病本来不至于死人,尚且出了人命,更不要说那些严重的传染病了。1907年夏,上海流行“烂喉痧”(即白喉),来势很凶,感染者成百上千,死亡病例不断上升。连邮传部高等学堂(今交通大学)也出现疫情,一人死亡,数人病危,学生纷纷离校避疫,一些外籍教师准备打道回国。社会上一片恐慌。
工部局深感疫情严重,赶紧在靶子路(今武进路)设立了一所医院,收治白喉病人,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的柯师太福(Stanford Cox)主持医务。柯师太福1900年来华,定居上海,任江海关关医,负责进出口商品及出入境人员的检疫工作,后离开海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担任总医生。自受命救治白喉病人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他救治的143名患者,有101人治愈出院,仅42名不治而亡,大多是求治太迟、病情被耽误所致。柯师太福主要用盐水注射法治疗白喉病人。这种疗法今天已是极普通的治疗手段,然而在100年前,医生为病人注盐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注射时偶一不慎,空气注入血管,病人立即就会死亡。1881年至1907年间,上海公济医院用此法施救408人,治愈者仅185人。柯师太福深知此法利弊,经过他多年摸索,改良注射器,这次抢救白喉患者,几乎百无一失,柯师太福自此名声大著。

上海历史上的抗疫故事1908:疫情中创办的时疫医

白喉肆虐,疫情紧急。工部局所设医院在市区北隅,交通不便,再说偌大的上海仅此一所医院也远远不够。许多病人经不起长时间辗转奔波,耽误了治疗而死亡。租界当局对各界要求就近建立更多施救场所的呼吁置若罔闻。这下激怒了两位中国士绅。一位叫沈敦和(仲礼),浙江鄞县人,1893年以江南水师学堂提调身份来沪,1905年任沪宁铁路总办,1906年参与创办“天足会”,时任总商会议董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另一位叫朱佩珍(葆三),浙江定海人,著名实业家,在保险、银行、面粉、航运、水电等行业中拥有很多企业,威望颇高。他们又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不忍看到更多的中国人在严重的疫情中倒下,相约联络各方,立即筹资创建“施救急痧医院”。朱葆三出资最多。“外国人不干,我们来干!”1908年初,一所中国人创办的专治白喉的医院在紧急疫情中诞生了。

上海历史上的抗疫故事1908:疫情中创办的时疫医

上海历史上的抗疫故事1908:疫情中创办的时疫医

沈敦和(左) 朱葆三(右)
这家医院最初设立在法租界四明公所后面宁波路(今淮海东路)43号的石库门房屋里,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次年迁至原天津路316号。沈、朱力邀柯师太福主持诊务。建院之初,经费短绌,柯师太福和几位中国医生不仅不取分文报酬,而且还经常慷慨解囊,捐款助诊。1913年,改称时疫医院,柯师太福正式就任医务主任。他经手添置的医疗机器达20余架,病房可容纳数百人。

上海历史上的抗疫故事1908:疫情中创办的时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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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位于天津路上的时疫医院
下图:天津路时疫医院治疗室
卫生防疫编入了教科书
旧中国贫穷落后,时疫横行,难以绝迹。清末以来,许多有以之士为传播健康卫生知识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上海人在严重的疫情面前开始学得聪明了,卫生习惯大有改进。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了一份《卫生世界》杂志,宣传日常卫生和疾病防治常识。1909年7月,上海医学研究会联合劝学所,在新北门沉香阁设立地方自治卫生宣讲所,定每周一、四、日为宣讲日,向市民讲解医学卫生知识,听众踊跃。上海时疫医院的医生也常常出现在宣讲台上。因为他们深深感到,市民的健康卫生才是防疫治疫的根本。
柯师太福医生更成了大忙人。他在主持时疫医院的同时,还兼任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前身)的医务主任。1910年,总医院在其旁设立医学堂,他又兼任内科教员,直接培养医疗和防疫的专门人材。这是上海较早的医学堂之一,第一批学生20人,学期五年。柯师太福知道时疫患者多数为劳动者,无钱治病,常常一拖再拖,致使病情加重,传染面更大。因此他对大众卫生问题也十分关注。在时疫医院中,他不断向病人及其家属宣传饮食卫生和堵塞病源的道理。夏天,他常常指着苏州河边苍蝇飞舞的西瓜摊,告诫人们:“这正是传染疾病的地方啊!”
在时疫医院等医学卫生机构的大力倡导下,出版界也行动起来了。且不说医学专科图书的出版,就连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也增加了普及健康卫生知识的内容,语文课本编入了《鼠疫》的课文,1911年初该馆创刊的《少年杂志》,还连续刊登《鼠疫预防法》《蝇谈》和《卫生要话》等疫病防治的专文,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
“治霍”之仗促使医院扩建
1918年沪上盛行一种传染病,患者表现为发热、足软、咳嗽.故名“软瘟症”。患病者很多,但不太严重.据称服用广东药铺的甘露茶即可痊愈。可是1919年夏天的霍乱大流行,却把上海闹得无翻地覆。事后统计,有32名外国人、648名中国人死于此疫,传染者不计其数。
面对暴发的严重疫情,时疫医院首当其冲,忙得不可开交。柯师太福医生的盐水注射法已闻名遐迩,因此求治者络绎不绝,一批接着一批。医院地方不大,只能与位于华界的中国公立医院联手合作,并借用别处设立收治点,架起一排排临时病床。柯师太福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从一处赶到另一处,不停奔波着,就像打仗一样。有时柯师太福刚回家吃饭休息,电话铃就响了,他立刻放下碗碟赶到医院,又投入到抢救工作中去。霍乱本是个上吐下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时值盛夏,场地内外秽物恶臭熏天。医生们毫不在意,穿巡在病床之间。尤其是柯师太福,身为总负责人,却常常亲自动手,检查病人,用他那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询问病情,轻声安慰,就像慈祥的长者对待自己的孩子。病人们噙着泪水,拱手答谢这位和蔼可亲的外国医生。
4个月中,时疫医院靠柯师太福的高明技术,更靠全体医务人员的高尚医德,治愈霍乱病人达7500余人,打胜了这一场“治霍”硬仗。
总结1919年夏秋“治霍”之仗的经验教训,时疫医院董事会感到扩建新院刻不容缓。沈敦和、朱葆三发起向上部局募款活动,以解决经费问题。今存1920年春沈、朱两位致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一封信,可见医院扩建工程的大概:
……去夏时疫盛行,求诊较众,计开办四阅月,共救痊七千五百余人。惟以屋小人众,实不能容,不得已分寓公立医院及商假仁济善堂之大沽路一号房屋,始敷应用。本届公议购地建造医院.以为永久之计。已购定大世界对面道契地九分零,复租新普育堂与该地毗连之地一亩贰分,现在造屋图样绘成,亟需建筑,惟扩充之始,非赖群策群力、不足以策进行……
这封信由柯师太福亲自送到张元济手中。张极为感动,回信称“柯君外人,尚复如此热心,重以二公提倡,自当追随”,“鄙意能多邀商界中德望素著者数同仁,兹事较有裨益,业已将此意面告柯君矣。”
经过中外热心公益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市中心“大世界”对面矗立起时疫医院新院舍。1924年7月l 5日举行新院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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