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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追故事的人”

发布时间: 2021年10月13日 17:04:56

  中国民间故事以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想象丰富、意蕴深厚,屹立于世界民间故事之林。卡夫卡曾用“精妙绝伦”形容其独特魅力。如何将丰厚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研究优势,对中国故事学人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刘守华教授在民俗学界被誉为“一辈子追故事的人”,自1956年步入故事学园地以来,他深耕民间文学、民俗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宗教学、儿童文学、俗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成为当代中国故事学的领军人物。为系统呈现其故事学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刘守华故事学文集》(1—5卷)。

“一辈子追故事的人”

  注重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海外学人视中国为故事学研究的乐园。中国民间故事历史悠久、文献记述丰富、内容鲜活,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为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绝佳资源。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学结合起来,开辟中国故事学的本土范式,成为该领域学人的首要任务。

  作者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历史地理学派、流传学派、故事形态学、精神分析学等故事学理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邀请美国的阿兰·邓迪斯、丁乃通,俄罗斯的李福清,日本的小泽俊夫等海外故事学家来国内讲学,还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另一方面也要“不忘本来”。作者的民间故事研究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注重理论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故事学理论,把中国民间故事作为西方故事学理论的注脚。早期,在分析幻想故事的母题渊源时,作者引入文化人类学派的遗留物观,分析得出:“蛇郎型故事”中,女子嫁给蛇郎母题是蛇图腾崇拜观念的体现;“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子窃衣得妻母题是抢婚习俗的象征性反映。作者并不执着于寻觅幻想故事中的各种原始文化质素、探究上古社会的遗留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清醒认识到幻想故事中的神奇母题,并非都是野蛮习俗的遗留,“只不过是人们借用来进行艺术虚构的一种幻想材料,在古老的躯壳中,已注入新的生命”。他注重将民间故事的文化属性和诗学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关注民间故事与民众的情感寄托、艺术想象及生活世界的关联。

  作者注重研究方法的本土化,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的流布及民俗环境,对西方故事学理论进行合理化改造。历史地理学派是民俗学的经典研究范式,重在追溯民间故事的生活史。其研究方法要点是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寻异文,并对异同之处作精细比较,解析出它的母题和类型;然后把它们置于一定历史地理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中构拟出原型,从横向的地理传播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再根据原型回头考察有关异文,便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由此勾勒出该类型完整的“生活史”。作者在丁乃通指导下,掌握了历史地理学派的操作方法,同时清醒认识到历史地理学派在一元发生论、传承途径多样化和族群多样性上的短板。

  形成故事文化学研究范式

  作者研究发现,中国民间故事的起源和流布有三种途径:一是平行类同,不谋而合;二是同出一源,同源分流;三是传播交流,互相影响。如何考察民间故事的起源?他主张,要结合族群历史和语系、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等多重因素进行系统考察,简单依托文献记述、异文的地理分布来构拟原型的方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他在研究“渔夫和水鬼型”故事时就发现,在中国,口头传讲故事与民间说唱及戏剧演出、书面通俗文学作品的流传交织在一起,单纯依据口传故事资料来构拟原型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不适用,须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变通,方能真正为我所用。

  在数十年的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作者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故事学理论,兼顾民间故事的文学和生活特质,不断探索,形成“故事文化学”(施爱东语)范式。该研究范式是以类型研究为基点,与形态结构、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相结合的开放性综合研究理路,它有效避免了历史地理学派在一元发生论、注重口传文本、忽视文献记述及口传叙事艺术特征的不足,在中国故事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互鉴互通的多元一体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互摄互补,儒释道文化并行不悖,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互通互动,对民间故事的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在中外故事海洋中遨游,通过对求好运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数十年追踪研究,提出了“回流说”和“多元播化论”等创新性观点,突破了历史地理学派单线进化论局限,彰显了中国故事学研究的本土化风采。

  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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